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重要思想述论

政治体制改革是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入手，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出发，深刻论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精心设计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蓝图，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推动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发展。深入研究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不仅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在新形势下按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顺利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提出

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1978年。他在9月15日黑龙江省委常委汇报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这种体制其症结所在是“不适应现代化建设，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因此，有好多体制问题需要重新考虑；体制问题不解决不行。[1]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潮流中开始的。全会所提出的改革，既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又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全会公报指出：“必须有充分的民主”，而“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2]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

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所作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3]这就揭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对政治体制改革，作了系统而精辟的论述。在这里，邓小平主要是着眼于从制度上解决如何防止“文化大革命”这类历史悲剧重演、实现长治久安的问题，鞭辟入里地分析了我国原有政治体制的弊端、根源、实质。改革的锋芒所向，直指原有政治体制的“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体制。对此，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4]这篇讲话，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这个纲领的提出，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我国改革开放向政治领域深层发展的标志，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5]

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1980年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具体化，亦未能立刻全面实施和展开。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到城市，全面展开，不断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日益迫切的要求。在此背景下，邓小平根据形势的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再次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仅1986年邓小平就有20多次讲话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中有9次是作为主要谈话内容。与1980年主要是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不同，这一次更多的是以“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作为着眼点提出问题的，因而思考的角度和重心有了显著的变化。

按照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邓小平重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但他没有把目光局限于围绕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来谈论政治体制改革，而是高瞻远瞩，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要求和实现现代化伟大目标的战略高度对其进行总体设计。对此，他不仅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将其目标和内容也都明确提了出来，并将目标分为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6]从长远目标到近期目标到具体内容，既着眼于社会主义的长久发展又充分考虑当前的客观实际，显示出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深思熟虑，也表明此时他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已基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为党重新把政治体制改革摆上议事日程，奠定了思想基础。